2024年初，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彬文集》正式发行。文集收录了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彬的五部学术代表作：《传播学引论》（第四版）、《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修订版）、《传播符号论》、《全球新闻传播史》（第二版）与《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第二版）。
这套“热气腾腾”的新书，满载的是“馥郁醇厚”的陈酿。从1993年第一版的《传播学引论》，到2007年发行的首版《中国新闻社会史》，这些书稿一印再印，一版再版。近40年的“雕琢”，勾画出李彬从知识青年到高校教师的人生轨迹，也见证了他从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到落脚清华大学的求学求索，是其几十年孜孜不倦潜心学术的思想凝练，亦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一个新时代缩影。
《李彬文集》
求索：“四十年来家国，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尽力了。”拿着手头上这套沉甸甸的文集，李彬说了四个字。
尽，及穷理；尽，及精微。
李彬在文集自序开篇写下两句古诗“四十年来家国，八千里路云和月”。对于他来说，四十年来家国是志业，八千里路云月是人生。回望来时路，无论志业还是人生，“尽力”二字已成为李彬耕耘新闻教育领域四十年的生动注脚。
李彬至今仍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着手撰写《传播学引论》书稿的情景。暑假坐在书房里，没有空调，只有电扇，又闷又热的夏天里，实在受不了就跑到卫生间的浴缸里泡一会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完成了《传播学引论》40余万字的初稿。
2005年付梓的第一版《全球新闻传播史》，更是早在1985年李彬讲授外国新闻史课程时便开始着手撰写。回忆起当时的备课过程，李彬谈道：“当年讲稿都写在每页400格的十六开稿纸上，一笔一划，一字一句手写的。”第一轮讲过后，工整的讲稿涂改得“面目全非”，于是重写第二稿，后来又有第三稿，平均每稿20万字。授课多年，几易其稿，才有了如今这部国家精品教材。
在李彬看来，教书与写书是密不可分的。做研究，既是与学者对话，更是与学生对话。
初到清华，第一次讲授《中国新闻史》课程时，发生的一件小事至今仍给李彬留下了深刻印象。“期末考试时，有位学生没有在卷子上答题，却在上面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质疑‘我们学这些、记忆这些陈康子烂谷子有什么意义’。”这封信让李彬深受触动，也是从那时起，他力图在教学上进行一系列改进、探索和尝试，而后有了2007年付梓的第一版《中国新闻社会史》。
李彬珍惜每一次和学生“对话”的机会，无论是鼓励还是批评，都是其教学的助推器。对他而言，学生的疑难、辩难、驳难都是教书育人与著书立说的“源头活水”。正是在长期不断的教学相长、精益求精的教学实践中，才“打磨”出了如今的累累硕果。
其中，修订四版的《传播学引论》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第二版《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获得北京市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三版《中国新闻社会史》是清华大学、北京市和国家精品课“中国新闻传播史”的配套教材，并获评清华大学优秀教材一等奖与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第一版《全球新闻传播史》获评国家精品教材。
虽然这些著述常被李彬称为“无心插柳”之作，但也是在“尽完善”“尽精微”的求索精神下水到渠成之果。40年来追求真知、追求真理的学术情怀也一同凝结进文集的字里行间，在一版再版，一印再印中薪火相传。
扎根：“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
谈及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李彬更多谈到前辈大家的引导、教诲与熏陶，从老主任项德生到老院长范敬宜，从导师方汉奇到甘惜分、梁洪浩、刘建明等学识渊博、为人端正的博学鸿儒。甚至，谈起各路与之商榷过的学者，他也感念、钦佩，他说“对于这些商榷，我虽然没有回应，但都认真吸取了其中的精髓”。作为文集及其几部书稿的编辑，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纪海虹也认为，“李老师对待批评意见，一向是闻过则喜，从善如流”。学术耕耘的40年，对于李彬来说，也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40年。
传播研究算是李彬较早涉猎的领域。2001年李彬调入清华大学时，按照以前的教学科研情况，应“顺理成章”地讲授传播研究课程，然而当时正逢新闻学院筹建之际，师资、课程、教材等都在陆续完善中，讲过外国新闻史的李彬便将中国、外国、本科生、研究生的新闻传播史课程全部承接下来，同时由于师资匮乏，还开设了多门其他课程。
学生多，课程多，好多课程内容需要重新准备。特别是中国新闻传播史，对他来说，并不算特别熟悉的领域。“起初开课难免硬着头皮，心想反正是临时任务，不久即可卸任。没想到，一上就上到现在。”让李彬更想不到的是，他不仅越教越“上瘾”，还在中国新闻传播史领域越扎越深，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也发生转变，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新闻史特别是新中国新闻史及其相关研究，是一片富有生机、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从理论到历史，从外国到中国，谈及自己在学术方向上的转变，李彬感慨不已。其实早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时，受方汉奇先生的影响，他已经尝试将视线自西徂东转向中国，更加聚焦社会历史，思考文化政治，探究“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便是一次探索，他称之为“习作”——边习边做。
研究越深，李彬便越领略到其中的无限生机与学术魅力。特别是结合百年中国实践与中国文化传统，进一步深刻地理解、真切地感悟到真理与真知的魅力与力量。“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李彬说道，“其间最大的变化，还是对唯物史观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最后又到‘看山是山’的服膺。”
在李彬看来，新闻实践活动是具体的、历史的，是植根于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活生生的历史与文化。“如果秉承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不能不‘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就不能不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来谈新闻。”特别在中国新闻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上，更需要全方位加强新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这也是李彬目前正在致力于做的事。
2023年，由李彬与赵月枝担任主编的“中国新闻学从书”二十种正式出版发行。丛书以“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为主题，从不同侧面系统总结中国新闻学的历史源起、发展历程和主要特征。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视角，致力于系统梳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发展历程。“我们要有自觉地面向全球史视野的高度，面向中国实践、更深入地扎根中国大地、更自信地践行中国道路的学术追求。”李彬说。
初心：“培养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中国新闻教育自主人才培养——《范敬宜文集》《南振中文集》《李彬文集》出版座谈会”的感想里，李彬反复提及的便是两个字：“初心”。
从1984年在郑州大学新闻系从教，到1998年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前身），再到2001年入清华，参与筹办新闻学院。40年的教书生涯，李彬深谙“初心”与“使命”对于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要性。
“无论社会怎么变化，技术如何翻新，新闻传播专业的初心与使命都在于培养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非旁观者和掘墓人。”李彬明确说。为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新闻教育与新闻专业的统领地位，突出新时代新思想的核心作用，明确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新闻工作对人才培养的根本指导。
在李彬看来，培养新闻专业学子的核心，概括起来无非四点：一是培养学生过硬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二是夯实广博深厚的文化底蕴；三是训练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本领；四是掌握娴熟的采写编评播等能力。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培养，都离不开阅读。
李彬十分强调阅读的重要性。他将自己的40年教学生涯总结为“读书、教书、写书”。数十年来，李彬不停地与书打交道，爱不释手，手不释卷，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史记、通鉴、鲁迅全集等原典经典更是颇为推崇。
对于学生，李彬也是同样的要求。早在30年前，他出任郑州大学新闻系副主任时，就曾酝酿了一个新闻学的400种书目。后来不断完善，数易其稿，2018年在此基础上，与10位清华博士和博士后编写了一部《清华新闻书目导读》（100种），其中博通类50种，专业类50种。他指导学生既要精读，又要泛读，精读求质，泛读求量，“广泛撒网，才能重点捕鱼。”
如今，李彬给新入学的博士生提出的基本要求，便是通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全四卷），更有余力者还应通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全十卷）。“读书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识大体，明大义，大是大非不糊涂。这一点对于新闻学子尤为重要。”李彬认为，新闻媒体从来都是“国之利器”，而对于新闻学子而言，在专业之前，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大本大源、大是大非的问题。
“希望新闻传播专业的学子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能脚踏实地做出实实在在的好新闻，满足亿万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期待。”李彬说。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诗句。2024年，李彬从教第40个年头，从清华大学退休的他依然把心深深扎进学术里。“莫道桑榆晚，为霞犹满天。”求新、求是、求真，几十年如一日躬身学科建设，学习、研究、思考，他从没停下过前进的脚步。使命在身，催千帆竞发；初心依旧，则万木皆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