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老师，人们既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看不到他们的面容，但他们无声地推动了医学的进步。他们是用于医学教育和研究的遗体——“大体老师”。
每年清明节，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以下简称解剖学系）都会组织学生开展专门活动追忆缅怀“大体老师”，或去上海青浦福寿园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拜谒，或在课前开展感恩仪式，或至人体科学馆参观了解标本背后的故事……
“没有解剖就没有医学，没有捐献就没有解剖。”复旦上医解剖学系系主任李文生介绍。复旦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是上海市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遗体捐献接受站之一，经过社会各界的不断努力，遗体捐献规模逐渐扩大，目前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局部解剖学》课程中，8—10名学生即可共同向一位“大体老师”学习。
“虽然现在有许多医学软件和解剖学图谱可以补充课本知识，但‘大体老师’仍是医学生们最好的老师。”李文生说。
回忆起自己大学时的解剖课，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馆长、基础医学院教授周国民表示，“那时还没有‘大体老师’这个叫法，就称作遗体，大概一个班几十人才能用一两具遗体。”
人体科学馆里有一面挂满遗体捐献志愿书的墙，有一位“大体老师”曾留下“宁愿医学生在我身上划上千刀万刀，也不愿在患者身上划错一刀”的遗言。
“这些志愿书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医学事业捐献的“大体老师”所写，字字句句催人泪下，也是最让我感到鼓舞的力量源泉。不过有时我也颇感遗憾，因为难以将我们的感恩传达给所有遗体捐献者的家属。”周国民对这里许多捐献者的故事都很熟悉，其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年仅36岁的遗体捐献者吴复生。
1983年，中科院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吴复生本应当前途无量。他英年早逝、遗体捐献的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周老师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其亲属，几经波折要到联系方式。
“我给他弟弟发了短信，说明了我的来意，没过一会儿，电话就打来了。”周国民回忆道，“他打电话过来时非常激动，没想到他哥哥去世了这么多年，还有人惦念并一直想要感谢他的家人。”经过周国民的联系，2019年末，吴复生的家人们来到了上海遗体捐献者纪念园和人体科学馆，“看到吴复生的照片和遗体捐献志愿书，大家都流泪了。”
吴复生曾是知青，恢复高考后，他勤奋努力考上了安徽的大学。读了两年大学后，吴复生又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因成绩优异被上海中科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破格录取。非常不幸的是，就在他即将进行毕业答辩之际，被确诊患了白血病，虽经积极医治，但他的病情已无力回天。在弥留之际，面对陪伴在身边的父母和弟妹，他回忆过往种种，遗憾自己学习多年，却未能走上工作岗位来回报社会，因此决定捐献遗体。病逝后的遗体捐献，也是他给国家和人民力所能及的全部贡献。
不只是吴复生，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每一位“大体老师”的奉献都被尊敬，被铭记，被感念。2016年清明节，解剖学系为本系捐献遗体的教职工及其亲属塑了像。现在，塑像仍挂在人体科学馆门口接受着参观来访者的致敬。
每一名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学子的第一堂局部解剖课，都是一堂生动而肃穆的“大思政课”。全体师生起立鞠躬，默哀致意，在为“大体老师”献上一枝枝花后，方可开始课程教学，几十年来，皆是如此。
来自师生的诸多感恩致意中，最特别的要数《致“大体老师”的一封信》。自2016年起，所有修读解剖学系列课程的学生都会在结课前完成这份手写信。手写信件、原创诗歌、书法作品，甚至学生自己吹奏的一支不甚熟练却很动人的《春泥颂》，都被李文生老师仔细收录起来，编纂成十几本《感恩·奉献》集，保存着数千名医学生对“大体老师”的无限缅怀与敬意。
医学生们从“大体老师”身上获取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医所肩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感恩·奉献》集每一本都有几百页，不同的字迹表达的都是对“大体老师”的真诚致敬：“虽然与您不曾相识，但您的无私奉献给予了我们学习的机会，我们无法感同身受您生前的病苦，但绝不辜负您身后的选择，谢谢您，我的老师！”（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 记者 任朝霞 通讯员 李蔚怡 孙芯芸）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编撰的《感恩·奉献》集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