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简介：邓晓芒，博士生导师，1982年武大硕士毕业留校任教，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研究和解读康德哲学、黑格尔辩证法，对西方哲学和文化精神提供系统的研究方法，创立“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开展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影响力巨大，中国当代哲学代表人。
代表作有康德“三大批判”新译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杨祖陶校)，《思辨的张力》、《康德纯释理性批判指要》(合著)、《黄与蓝的交响》(合著)等。
兴趣缘起求知
《求学·考研》：邓教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在31岁的时候，以初中学历考上武大的硕士研究生。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当时是什么缘由让您决定考研?
邓晓芒：当时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文革”的时候高校都停考试招生了，只招一些工农兵学员，学员上学不是来做学问的，而是不断地搞运动。所以“文革”结束时没有什么大学毕业生。大部分想读书的人、想读研的人都没有什么学历，有的是初中毕业，有的是高中毕业，有的是老大学读了一年就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也相当于高中。所以我们当时初中毕业考上研究生就不奇怪了，我们班就有好几个初中学历的同学。
让我在31岁仍然决定考研，进到大学求学的缘由是我的兴趣爱好。因为长期在农村、在底层的缘故，我总是觉得要学点文化知识，不能够荒废自己人生。当时的人们学习是非常自觉的，不像现在有学上，但是学生厌学。现在的教育体制使得青少年一点学习兴趣都没有，上学无非是为了将来谋个好饭碗。我们当时读书没有就业这个方面更多的考虑，纯粹是对学习的喜欢，而且“文革”没有结束时就算考虑也没用，当时你想通过读书出人头地或者往上爬，所谓的学而优则仕，那是不可能的。
《求学·考研》：现在规定考研必须具有本科或者本科同等学历才有资格报考，而您当时初中学历就能考研，您是怎么看待学历与学力呢?
邓晓芒：按照这种限制我们都报不上名，大家都没有这个学历。现在这种限制是很荒谬的，考研究生为什么非要考究他以前怎么样，拿到过什么文凭?应该看学生的本事，只要他考得上就让他来攻读。现在不但要看学历，还要看是哪所大学的，我觉得这根本没有必要。当然现在的情况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现在基本上人人都有学上，都有学历。
我觉得学历和学力没有对等的关系，但是有一定的关联。你有学历，说明读书读得多，时间读得久，有老师指导，或者训练比较正规;你自己自学，虽然也很努力，但是你毕竟在盲目摸索，一般来说有这样一种区别。但是也不尽然，有些他自己摸索出来的说不定更扎实一些，有些老师也不见得是好导师，他可能把人误引入歧途，耽误很多时间。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兴趣指引考研
《求学·考研》：考研的同学面临的第一个问题都是选择专业，而现在专业扎堆的现象很突出，您是怎么看专业扎堆现象以及它背后的专业冷门和热门?
邓晓芒：我们当时没有专业扎堆的现象。那时每一个专业都是国家包分配，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只要你考上且能够毕业，就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只要你考上本科、研究生都是天之骄子，至于专业学习什么是次要的。当时所学专业跟个人兴趣有关，与将来从事的行当有关，但与能否就业无关。如学习地质专业，那么将来可能会去矿产之类的行业做勘探之类的工作。那个时候决定考研的人主要考虑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兴趣，一个是能力。现在专业扎堆现象是因为正常市场的选择，以前包分配倒是不正常的。当年包分配是因为大学生比较少，现在大学生多了，大家当然就要往能找到好工作的专业里去。
至于冷门和热门，这就是相对的了。大家都认为是冷门，都不去读，结果就成了热门;大家都认为是热门，结果市场饱和了，最后就业不好，就成了冷门。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具有一个特点，她很现实，又没有信仰，所以她不追求彼岸的东西，太功利。一旦社会的功利点转移了，热门也就会跟着转变。如原来哲学跟政治挨得比较近，搞起运动来很危险，中国人就不喜欢读哲学，现在因为哲学赚不到钱，大家也不喜欢它，这些都说明中国人很功利。这种社会现象背后所反映的是一种功利为导向的价值取向，而在我们当时选专业的时候，主要是一种兴趣为导向的价值取向。
《求学·考研》：那么对于现在准备考研的同学，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您有什么建议呢?
邓晓芒：我觉得还是要凭兴趣，否则就算考上了也不会有大成就，顶多就是找到一个饭碗而已。当然如果就此满足了，那也无可厚非，本来人生存就需要吃饭。但是人生活不应该只是吃饭，在吃饭之外还要有追求，那就是沿着兴趣去追求。
首先要问自己做这件事情，做一辈子愿不愿意，这是不是自己的选择。当然，有时候你感兴趣的专业找不到好工作，有可能会改行，那是生活所迫，是环境的压力，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是为了找到一份工作而放弃自己的兴趣，当然也可以，但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哪怕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一份比较糟糕的工作，也心甘情愿，这也是一种选择。我原来是做搬运工，但一有时间我就爱好钻研哲学，所以我的选择是义无反顾的，完全是凭自己的兴趣。不是说当时学哲学包分配我就选它，即便是现在不包分配，只好去做搬运工，如果还让我选，我也会选择哲学，因为这是我的兴趣。
《求学·考研》：胡适先生对于选专业有一个看法是“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您是如何看这样的提法?
邓晓芒：这一点我是很赞同。即使是性和力矛盾了，那也没关系，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不是这块料，但是自己喜欢，也行。只是对自己的估计不要过高，要有一定的客观的评价，跟一般人相比，大致估计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为了兴趣牺牲其他东西划不划得来。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收入、地位，而是自己这一辈子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终极要求。我是想要成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我的兴趣就在哲学方面，因为哲学是最纯粹的追求真理，它超功利，而且无所不包，所有的知识它必须都关心。所以我作选择时想的是，人生在世，如果糊里糊涂地过一辈子就划不来了。
当遇到一些年轻人还没有自立就想当哲学家时，我常和他们说，先找工作能够自食其力，然后再去做研究。年轻人首先要能够自己在社会上立足，在经济上要有起码的独立保障，人的自尊、自信、自立建立在他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我当年当搬运工是最底层的工作，但是我能够混到自己的饭吃。能够养活自己，人就会有一种独立感，有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尊严。
《求学·考研》：现在有很多同学把读研作为一个跳板，或是因为本科专业不好，想通过读研来换个好专业;或是本科学校不好，通过读研来换个好学校，您是如何看这种现象?
邓晓芒：这些是个人选择，有的人计划得好，能跳到好的专业或更好的学校，这要看个人本事，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无论何时冷门专业都是不可能取消的，比如哲学，学习它的人再少也得保留。国外每年报读哲学系的人很多，但是他们以后不一定就从事哲学工作，有大部分同学学了两年以后可能就转系。我国解放前也是这样，比如武汉大学，学者萧萐父先生当年所在的班级，毕业的时候就剩三个学生，任课老师比听课学生多。但是这个系能取消吗?绝对不行。开始有那么多人来学，作为老师，他们上课真的是一种素质教育，不像现在上课赶时髦、赶功利;另一方面读哲学的人多了，也不一定出哲学家，但是可以形成一个气氛，有很多的人读过哲学会形成一个基础铺垫。哲学家不可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必须要有一个氛围，周围有很多人在讨论哲学问题，其中许多人学过哲学，那么在这些感兴趣的人里面，就有可能冒出一个有天赋的人来，他愿意献身于这个事业，他就可能成为哲学家。
在读研与就业、读研与学术，甚至读研与人生之间，有各种选择，大部分同学读研是为了找份好工作，只有少部分同学读研是为了搞学术研究，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痴迷于学术而去读研的，我估计就百分之一二吧，但也够了。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去追求真理，大部分是能过好日子就够了，真正想要在学术上有所造诣的人，都是一些执着坚韧的人。
兴趣引导开花结果
《求学·考研》：邓教授，您的学生张廷国教授和您的老师杨祖陶先生对您有一个相同的评价，他们都说您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人”。请问这种“为学术而学术”是什么?
邓晓芒：那就是带着兴趣做学问，兴趣是不讲功利，也没有其他复杂的考虑。我对这件事情有兴趣，我想把它研究清楚明白，这就是一种兴趣导向，也就是为学术而学术。所谓兴趣，是超物质条件的，所考虑的利益也是超越现有物质条件的。不是说在这种物质条件下自己就对这个感兴趣，在那种物质条件下就对那个感兴趣。兴趣本身不能带来利益，即使是考虑事物的利益，它也是超功利地考虑。
中国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政治很感兴趣，所以中国人不管兴趣是什么，也不管兴趣是多么超功利，他的兴趣最终的考虑都在传统政治文化中被规定了，这和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不怎么关心政治，他们不关心总统选举是谁上台了，他们只对选举人的承诺感兴趣。我也没有完全从政治走出来，我也很关心政治，每天看新闻联播，政治局势、国内局势和国际关系我都很关心;但是我是把它们当作学问来看，我通过这些政治生活去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思维模式。但是作为中国人，我的焦点肯定也是在这些与政治相关的地方，比如分析政治哲学问题，我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纯粹去分析这些语词的意义。
《求学·考研》：现在有很多研究生都把自己的导师叫做“老板”，而且还有博士因为与自己的“老板”关系处理得不好而消极甚至走向极端，在跟随杨祖陶和陈修斋两位先生学习的时候，您是怎么处理和自己导师的关系?
邓晓芒：那个时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杨先生和陈先生他们都是很正派的老师。他们要帮学生做什么，那都是纯粹无私的奉献，我们帮老师做什么，也是无私的奉献，相互之间都不讲利益。如陈修斋先生组织我们这些弟子出一本书，大家都全力以赴，大家只关心怎么把书写出来，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写进去，促成这本书最终出版问世。当时出一本书很难，能够出一本书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是求之不得的事，导师也希望这样。所以师生之间没有这么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处理应该是相互的。
我觉得师生之间最正常、最好的关系是互相之间都是以学问作为联系的纽带，一人有难题大家都来帮助，而不是以某一利益、门派、宗派为纽带来结成一团，这是不正常的。就算是有派，那也应该是学派，以学问为纽带而形成的学派。老师的一个观点自己认为正确就接受，然后用在自己的研究中，从中来不断衡量老师的观点;遇到老师的观点有可商榷之处，自己也能够提出来或者互相之间来讨论，互相不能说服即可以保留，老师往往对这样的学生也比较欣赏。
《求学·考研》：您毕业后就留在武大当老师，您对带过的弟子是怎么要求的?对于那些正在准备考您的研究生的同学，您有什么要求?
邓晓芒：我在武大读研，然后留校任教。我喜欢搞研究，我喜欢写文章，没有想过要当一个教育家，我想做一个学问家、或者哲学家。对我的教学，我的自我评价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是现在看来已经比较不错了，现今有几个老师的教学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呢?我的本科生课堂教学是按部就班，但是研究生有点不一样，因为研究生是带有研讨意义的学习，所以我经常会有提问环节。我带研究生比较开放，学生喜欢做哪个方向是自己选题，选定以后我来给他出主意，我从来不规定他要做哪个题目，无为而无不为。有时候研究生来向我讨题目，我就反问他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更有基础，这样“逼”着他们自己去找题目。学生试探性地提一个题目，我会帮他们判断能不能做。如果是能做的题目，我就会给一些意见，提醒从哪些方面去考虑以及要看什么书目。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学生经常提问，我来帮解答，最关键的是当学生提供出初稿的时候，比如学生张庭国，初稿出来后，我不仅帮他逐字逐句地推敲，还提出建议。有的地方缺一环，那要补上;有的地方逻辑不严密，那要论证;或者有的观点不连续以致塞不进去，甚至是错误，我会建议怎么改，这样对他们比较有帮助。通过这样的历练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学术的严谨和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使他心里有触动。
对于正准备报考我研究生的同学，因为都还没有接触认识，所以就如面对无字的白板。我欢迎他们报考且祝他们考上，我没有搞过、也不打算搞所谓的特招和内定。复试我基本上就是根据初试，除非你表现特别突出，那可能会有所变动，不然学生的初试就是一考定终身。事实上人与人的差别也不是很大，招这个不招那个也没什么意思。
《求学·考研》：我们从您的学术自传中了解到，让您选择哲学专业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哲学书好找，另一个是您觉得哲学是了解其他知识的制高点。您为什么觉得哲学是了解其他知识的制高点呢?
邓晓芒：这个是一步步摸索出来的，其实原来我也不知道，当初只知道看理论书，觉得自己的理论修养太差。我们当时经历过“文革”，觉得“文革”中间暴露出问题太多，“文革”那套理论，现在看起来当然站不住脚，但是当时它也能一套一套说出来。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么好的理论，在现实中怎么实践得这么糟，让我们大家都上当受骗。你不按照它的去做可能还好一点，你按照它说的去做，结果就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抓起来，有的还丢了命。这是为什么，这套理论到底是怎么来的?我就想研究清楚是怎么来的，追根索源，直追到马克思主义。所以最终来说，我是想要求知，想要研究清楚明白，不想再被人忽悠，然后慢慢学，就学到哲学上来了。觉得更高的学问还是哲学，其他科学，比如社会学经济学，没有哲学的指导，那也是盲目的。
《求学·考研》：邓教授，您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上的很多问题都有批判，更有自己的新批判主义。很多大学生也是看了您这方面的文章，成为您的粉丝，他们自己也会提出一些批判，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邓晓芒：我的社会批判不是一般的对一件事发表一下意见或者表示一下愤怒，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表层的，当然有些人做这些事我会支持。比如发生了什么事件，一个知识分子去调查后写出东西来，振臂一呼，我觉得这对于推进中国的体制改革很有用，但是我一般不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不是很认同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头衔。当然我现在也被看作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写的东西都有对事件背后的东西的分析，着眼于文化心理，也就是鲁迅讲的国民性。批判必须有强大的动力才行，我们那时候强大的动力就是我们的困惑。批判特别促使我们去思考，包括人生的意义、包括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得有自己的思考。我佩服那种有自己主张的人，特别佩服那种在危急关头能够拿得定主意，而且事后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人。
对于积极发表自己见解的年轻人，我建议他们要考虑得更深一点。想考虑得更深，就必须有一定的哲学修养。国民性问题，鲁迅当年提出来了，他也提出了一些比较微妙的命题，包括自欺以及各种各样的人格结构。但是他没有从理论上分析，我们今天应该推进一下，来进行鲁迅没有完成的事业。为此必须在哲学功底上要多下功夫，我欣喜“晓芒学园”上面贴出的很多文章已经有了相当的功底，来来往往的讨论我觉得都很可喜，有些真正是理论上的讨论，但是也有的显得有些不足。所以我建议他们要加强自己的哲学修养和理性思维能力，特别是逻辑思维能力，然后把这些东西用到现实上，用来分析现实。怎么用到现实上还是有讲究的，一件事情发生了，要能够抓住它最具有启发性的东西，抓人家都看不到的东西，让人家看了恍然大悟。中国是一个文化性很强的国家，文化对中国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你要看中国的问题，你必须从中国特有的文化出发。现在的中国有问题，要解决现在的问题，只能吃“中药”，不能吃“西药”，“中药”就是文化。所以如果说是文化决定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没有错。
《求学·考研》：最后，邓教授您对现在正在准备考研和以后打算考研的同学有什么寄语?
邓晓芒：我不能给他们规定什么，我觉得他们的任何选择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有道理的，我只能提出一点希望。我希望你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我希望你们、并且祝愿你们能够选上自己感兴趣的、自己能够愿意做一辈子的专业。这其实很难，人一辈子最难也是最难得的事是只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