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16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办理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和暴力情况：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校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1881件，批准逮捕1114件，不批准逮捕759件，受理移送审查起诉3697件，起诉2337件，不起诉50件。
据最高检未检办副主任史卫忠介绍，校园欺凌和暴力行为违法与犯罪交织，情况较为复杂。从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情况来看，类似事件存在着3个特点。第一，涉案罪名相对集中。如广东检察机关2013年至2015年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校园暴力案件共510件，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抢劫、聚众斗殴四类案件分别占总数的37.68%、7.25%、38.41%、5.80%。第二，在涉案主体方面，中学生在涉罪未成年人中占比较高。仍以广东为例，案件涉罪未成年人915人，男性占99%，被告人14至15周岁占21%，16至18周岁占49%。其中，以男性为主，女性中学生涉及聚众暴力伤害犯罪成为新的增长点，需引起重视。第三，作案手法上，作案动机的简单性和突发性明显，拉帮结派、恃强凌弱现象较为突出。以陕西西安临潼区检察院所办案件为例，因碰撞、口角、玩笑，甚至眼神、微小日常摩擦事件引起的纠纷占48.6%，经济、感情纠纷占37.5%。
实际上，更多校园欺凌事件并未进入司法程序，这类现象远比“数据”显示的严重，亟须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长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均有对18周岁以下犯罪的人从轻处罚的类似条文。这一初衷是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但在实践中，已满14、不满16周岁的中学生实施轻伤害等犯罪时有发生，不满14周岁的儿童故意杀人事件也有发生，由此导致，对不满14周岁的故意杀人、已满14不满16周岁的青少年轻伤害的行为难以追究刑事责任，甚至不能进行治安拘留处罚，相当一部分校园暴力事件只能由教育机构内部处理。
针对此，我希望对8种严重犯罪的——“杀人、爆炸、抢劫、绑架、强奸、伤害、纵火、投毒”，可以考虑将刑事责任能力年龄降低到12－14岁，并且对于从轻、减轻或免除情节要严格限制，以真正树立起此年龄段人员对“法律”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同时，父母没有尽到监护职责的，应给予法律追究。如父母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之外，还可以考虑对父母实行“罚金”等刑事处罚，以警示父母的监护教育责任。
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应该考虑一律送专门学校或工读学校予以教育矫治，不能放任自流。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但何谓“必要时”，以及家长应如何管教，则并不明确。同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对于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无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效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将其送专门学校（即工读学校）接受矫治和教育。由于该措施非法定强制性措施，而是由监护人或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加之当前工读学校的数量正逐步减少，因此，实际走进工读学校的“问题少年”有限。目前迫切需要落实和完善刑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中规定的收容教养、工读教育等制度，明确实施细则，加大对相关矫治场所的资金、人员投入，用足用好我国已有的制度资源。
此外，还应修订《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增加“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等内容，适度降低校园欺凌或者校园暴力事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使中小学生明确并承担欺凌与暴力的相应法律责任。针对校方，则建议采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严格规定免责事由，让学校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样就能督促学校把安全问题放心上，减少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
我想，对校园暴力犯罪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要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强化社会管理，推动家庭、学校、社会的资源整合，形成合力，破解校园暴力高发难题。
学校应当加强管理制度的建设，包括对学生的评价体系构建，除了学习成绩，还应将日常表现、道德素养等综合因素纳入考评体系。按照教育部《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的要求，积极开展法治课堂评比等校园活动，配置专门的法治课堂，并聘请专职或兼职的师资力量保障教育效果，推进法治教育的规范化、系统化。教育主管部门应完善对学校的考评机制，严格考察法治教育效果，对法治教育不到位导致学生产生违法行为的，在绩效考核中应当实行一票否决制。
司法机关应加大对老师性侵学生犯罪惩处力度，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从教育、监管、考核等方面加强对教师队伍的管理。要经常组织教师开展常态化的法制教育和师德教育，制定教师行为规范，并将其纳入教师工作考核，将道德品质存有问题的教师及时清除出教师队伍。
相关职能部门应开展绿色网络一体化建设，通过技术手段屏蔽或删除含有暴力色情文化相关内容的信息，有效控制中小学生的网络使用状态。同时，鼓励技术部门开发适合中小学生的趣味性高、吸引力强的绿色网络产品。
通过健全警校联动机制，建立涉校案件通报机制，组织学校保卫人员、德育主任接受校园暴力事件处理机制及法律培训，帮助学校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工作，提高学校依法治校水平。强化家庭的监护主体责任，外出务工家庭不得让不满16周岁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同时，畅通家庭和学校的信息互通渠道，全面了解学生的综合表现情况，对重点学生通过家庭和学校两方面途径进行教育管理；社区可实施家长社区培训制，把家长学校和社区文化建设关联起来，邀请社会工作者，教育专家，传授先进教育理念，对部分父母外出务工的留守少年应加强关爱，对少数问题少年（具有暴力倾向的女生和职高学生），要落实好具体的帮教措施。只有学校、家庭和社区各司其职，加强联动协作，多方治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链接：
●2016年11月，教育部联合中央综治办、公安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部门积极预防学生欺凌和暴力。如严格学校日常安全管理，建立早期预警、事中处理及事后干预等机制；强化学校周边综合治理，对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问题突出的地区和单位，通过通报、约谈、挂牌督办、一票否决权制等方式进行综治领导责任督导和追究。
●2016年12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专项督导暂行办法》，明确提出将重点督查治理检查校园欺凌和暴力行为。
●2017年2月，陕西省市委、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西宁市防治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十项措施》，成立防治中小学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教育、公安等成员单位的职责，积极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保障青少年学生健康快乐成长，确保校园和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