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桥镇“火”了。
一周前，新上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第一次外出调研，就来到了这座位于江苏江阴、总人口不过6万人左右的江南小镇，调研主题——城镇化。而村民们发布的李克强在新桥镇的照片和视频，成了微博上的大热门。
在新桥镇的街道上，随便拉上一个老百姓，就能说上一段“总理在新桥”的见闻。
“总理就在外头，很多人都出去握手拍照了，我只能待在里头站柜台。”说起当时的情况，新桥镇绿园社区团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严海英非常懊恼，她当时在社区睦邻中心办公，负责接待来访群众，不能擅离岗位，“可惜总理没有进来看看我们的社区服务。”
绿园社区是新桥镇2001年提出城镇化发展战略后新建的第一个村民集中居住社区，这里居住着全镇所有10个行政村中率先响应政策进城的农民。现如今，他们身上的新标签是“新桥镇新市民”，与其他城镇居民一样享受统一的医疗、养老保险政策。
上世纪90年代初，这座小镇所在的江阴市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集镇集中、农田向种养大户集中”的城镇化发展“三集中”思路。如今，小镇的“三集中”实践也已进入第13个年头，规划中将要建成的“四大社区”目前完成了3个，城镇化发展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而这一关键阶段的城镇化，多了活跃在基层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一颗颗大学生村官“螺丝钉”们的协助。
只要村民在村一天，就得把服务工作做到位
入住干净整洁的新建社区、不用再种地、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医保待遇、退休能拿工资……尽管政府开出的“进城”条件优越，但总还是有人不愿意。这正是为什么常住人口仅两万余人的新桥镇搞了10余年城镇化，仍未能把所有农民都引入城里居住的重要原因——一切遵循农民自愿原则。
“只要你不愿意，谁也不能拿你怎么样。”郁桥村团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钱烨现在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给村里那30%不愿拆迁进城的村民做思想工作，“软磨硬泡”。
一旦有机会和村民接触，钱烨总是不遗余力地要给大家留个好印象。和村里的年轻妇女聊聊天、定期上门统计计生情况、给村民们发发免费避孕套，每次出现在村民面前，钱烨总是满面堆笑，“村民跟你关系熟络了，再上门谈拆迁的事儿，总不好意思拒绝你。”
一个绝招是，不管村民是否愿意拆迁，只要村民在村一天，就得把服务工作做到位。这招儿有点“以德报怨”的意思。
危房房主孙千（化名）就是这样“被感动得”拆迁的。那次台风来袭，村里提前找到孙千，把一家三口安置进宾馆居住，送水、送饭。这次之后，因为没钱给新房子装修而始终不肯拆迁的“钉子户”孙千竟然同意拆迁了，“没想到自己一直赖着不走，村里还一样体恤他，他挺感动的。”钱烨说。
马嘶村团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周陶花也在忙着类似的事儿——说服全村200多名村民上城镇社保。每户人家她都要跑上好几次。最多的一次，她往一户村民家跑了近20次，“第一次他还听你说说，后来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不高兴再听下去了，反正就是不上保险。”
上城镇社保后，看病给报销、拿退休工资，乍一听是件好事儿。但实际操作起来，有些村民不愿意，“失地农民一次性有两万多元补助，这笔钱退休后按每月430元发放给你；上城镇养老险，很多村民要补交10年至15年的保险费，搭上两万多元补助不算，还要补交好几千块。”
5年村官干下来，周陶花练就了一身“算账”的本领。每到一户村民家，她都会给村民算一笔听上去复杂、实际思路清晰的“收益账”——城镇养老金每年以10%的速度在涨，失地补助的养老金却是固定不变的。
除了会算账，还要“腿勤”。一段时间以来，每天傍晚，大学生村官们都要到“钉子户”家里打转，那时，外出工作的村民们都回家吃饭了。
“正巧遇上他们吃饭，就从饭桌上的菜开始聊起；如果孩子刚好放学回来，就聊聊教育问题；对方如果特别热情，就厚着脸皮坐下吃两口饭再走。”六保村团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薛丽娜在专门就拆迁、社保事宜找村民谈之前，总是先用“常来常往”策略，先混个脸熟，“大家熟了，喜欢你，事情就好办了。”
农民变“市民”，生活质量真能提高？
城镇化10余年来，新桥已有约70%的农民进城当上了“新市民”。但仍有一部分农民持谨慎观望态度——农民变“市民”，生活质量就能提高了？城镇化进程中，“人的城镇化”同样也是决策智囊们关注的焦点。
实践中，新桥镇将“人的城镇化”主阵地放在社区，通过强化社区公共服务，让进城不久的“新市民”们迅速产生“幸福感”。
绿园社区的大学生村官严海英正想办法帮助社区居民们改掉过去农村的旧习惯。
“过去农村都喜欢把农具堆在家门口，住进城里了，还是老习惯。”严海英说，有一阵子，几乎家家户户都把农具堆放在楼道里，楼道堆不下，就堆进车库。而实际上，对于已经进城居住的农民来说，这些农具除了纪念意义，已经没有其他用处了，但大伙儿就是舍不得扔。后来，新桥镇有了一个类似博物馆的“新桥展示馆”，里头专设了一个农具展示的区域。
“把保存较好的农具放进展示馆，破旧不堪的就扔了。”严海英说，农具被放进展示馆，农民们也高兴，“没事就会到展示馆去看看自家的东西，小区环境也整洁了。”
为了缓解“进城”农民们因工作之余“没事可干”而产生的焦虑情绪，严海英从专业学校请来舞蹈老师，定期在绿园广场上教健身舞、交谊舞；每周六、日上午，“快乐双休班”能吸引五六十名社区中学生前来参加读书、禁毒、交通、青春期健康讲座和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每周日上午，约30名社区双职工家庭的小学生会来参加“爱心辅导班”，由退休教师辅导孩子文体艺术和学业课程。
通过各种渠道，严海英还组织起了一支279人的社区志愿者队伍，由医生、老师、老干部、手工业个体户等组成，专为社区提供义教、义诊、家庭维修等服务。
而在黄河社区，团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周甜甜正忙着监督社区停车位的改造。此前，社区居民多次因为抢占停车位而产生纠纷。
周甜甜包干黄河社区一村35栋至52栋楼，在他的包干区域内，就出现过居民自行刨去社区绿化带，购买水泥浇筑停车位的事情，“社区建设之初，停车位预留不够，要改造。”
为此，周甜甜拉上城管等部门重新考察社区停车环境，就削减不必要的绿化带，重新划分社区停车区域，专门向镇上打报告，要求进行社区停车位改造。目前，停车位仍在改造中，“已经腾出20多个车位来了。”
小城镇服务延伸：外地人也要在这儿谈恋爱
迅猛发展的小城镇背后，外来人口的服务和管理也成为摆在城镇化道路面前一道不易跨过的坎儿。即使在“桥头堡”新桥镇，这一问题也尚未找到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就在刚刚过去不久的与李克强总理的对话中，新桥镇提出了当下城镇化推进中遇到的一些需要高层协调的话题。首当其冲的，即为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常住外来人口与本镇户籍人口在医保、社保等方面还有差距。”
据悉，新桥镇约6万人的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逾3万人，比例过半。
在户籍制度尚不能改变的情况下，个别农村，为了留住外来青年人才，已经有了看似“冷门”却收效不错的尝试——让外地人在新桥谈恋爱。
从2008年至今，六保村村党支部书记、焱鑫集团老总周国华每年都要拿出两万元至五万元不等的经费来支持大学生村官薛丽娜搞相亲活动。
“他们朋友不多，工作之余没什么事干，很多人快30了还没女朋友。”薛丽娜的办公室位于焱鑫集团员工宿舍楼内，工作之余，经常会有员工在她的办公室聊天或者往老家打电话，“他们除了工作就是睡觉，没机会接触女生。”
她介绍，焱鑫集团现有员工1800人，其中1200人为外来人口，且大多为年轻男性，“想要留住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在这里谈恋爱。”
第一次相约新桥青年联谊活动，组织了10对外来青年，成了3对，其中一对在半年后修成正果；此后，每年都有20对青年参加活动。除焱鑫集团外，新桥镇其他村办企业的青年、甚至外镇企业青年都来参加，旁观者每次都不少于300人。
“老书记超开心，相亲活动过程欢乐、收效明显，还能留住人才。”薛丽娜说，不仅本村的村支部书记喜欢相亲活动，很多外村、外镇的企业家、村干部也喜欢这类活动。通过这一活动，新桥镇团委还打开了非公企业基层团建的局面，全镇30个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全部实现组织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