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夜排队报名，摇号抽签招生，报名条件“苛刻”，每年3月份开始，安徽合肥市的家长们便开始“幼儿园报名战”。图为2016年6月8日，经合肥森林海幼儿园前期资格审查合格的家长们在排队等候抽签摇号。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嘉宾：
国家督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 庞丽娟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 殷长春
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巡视员 李天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霍力岩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高丙成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园长 柳茹
北方之星艺术幼儿教育集团总园长 吴英
“这几年，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与2009年相比，全国幼儿园在园幼儿规模2015年达到4265万人，增长1607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5%，增长了21.4%；教职工数量增加了192.5万人，增长了122.6%。老百姓关心的入园难问题得到明显缓解……”
在民进中央近日举行的学前教育专题研讨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巡视员李天顺列举完一组喜人的数据后话锋一转，一个“但是”将会场直接跳频到“圆桌讨论时间”。
2017年，学前教育第三期行动计划将启动实施，全国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要从目前的75%提高到2020年的85%，要挪动这10个百分点，并不容易，参会嘉宾提出了学前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四大门槛，并对此纷纷开出“药方”。
门槛一：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短缺
问题
李天顺：目前学前教育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还是公益普惠程度不够。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公办园占比约为40%，而且民办园中提供普惠性服务的比例还比较少。
在农村、少数民族和连片特困地区，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短缺的矛盾更为突出，入园率普遍低于50%。特别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加上国家规划一亿人口进城落户，这些都导致城市学前教育资源的需求加大，使得学前教育资源总量和资源结构将面临新的压力和新的挑战。
庞丽娟：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尽管这几年投入大，盖的园舍很多，但离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需要仍然有距离。普惠性学前资源短缺目前依然比较严重，其中，东西部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异尤其严重。例如，在江西，32%的孩子没有入园机会，云南省有2/5的孩子没有机会入园。即便在东部的山东省，仍有1/4的孩子没有入园机会。
高丙成：中国教科院2014年对我国西部5个国贫县所有的442所幼儿园进行的调查显示，5个县幼儿园的小班、中班、大班班均规模分别达到32人、34人、40人，甚至还出现了幼儿数达到153人和181人的超大规模班级。在办园条件方面，34%的幼儿园没有任何户外体育活动材料，68%的幼儿园没有设置游戏活动区，约80%的幼儿园缺乏基本的玩具和游戏材料。
建议
李天顺：未来4年的学前教育第三期着力点，将会倾向于通过调整幼儿园布局规划、大力发展公办园扶持民办园和解决好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等方式，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供给量。
庞丽娟：在甘肃调研期间，甘肃的地方领导开诚布公地对我说，过去，他们把脱贫致富的重点放在职业教育改革上。但后来发现，很多家长参加不了职业培训。原因不是别的，居然是职业培训结束后，如果外出就业，家里的孩子就没人照看。所以，为了让家长能无后顾之忧地生产、就业、从事科研，我们就得痛下决心，系统设置和改革学前教育的体制和机制，对学前教育进行主动谋划、科学调整。今后的学前教育可以结合不同区域实际分别施策：东部地区学前三年入园率可以达到90%，中部地区可以到85%，西部可以在60%-70%区间浮动。
霍力岩：发展学前教育不能只单纯追求量，一定要注重质的提高，不能将普惠变成低质量的“普害”，从而衍生出新的社会问题。
针对许多地方孩子因流动而无法享受普惠性学前教育等问题，政府可用教育券的形式，提高普及政策的惠及范围。比如，政府既可以根据财力情况，分阶段确定发放对象，又可以根据居民家庭收入的分布情况，按百分比确定最需要资助的家庭。同时，急需政府通过减免租金、降低税收标准、提供生均经费补贴等形式，将普惠性幼儿园的认定适度向中低端幼儿园倾斜，尽快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供给量。
门槛二：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
问题
李天顺：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存在短缺问题，主要原因还是财政投入不足、学前教育成本分担和运行保障机制建设方面相对滞后。
根据有关国际经验，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在8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财政性的学前教育经费占比平均是9.67%。毛入园率在60%到80%之间的国家和地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为7.73%。而截至2015年，我国学前教育在财政性教育经费中的占比约为3.8%。
从全国来看，目前大多数省、区、市还没有出台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财政投入对于企事业单位办园、城市和农村集体办园等各类公办性质的幼儿园支持力度普遍还不够，在教师工资靠收费、运转靠收费的运行模式下，这些幼儿园特别是大量农村幼儿园办园条件普遍较差，教师待遇难以保障，运转举步维艰。
建议
李天顺：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构建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逐步构成一种“财政拨款+收费+资助”的成本分担机制，重点是要确定公办幼儿园生均拨款标准、普惠性幼儿园生均补助标准等，使其形成一套稳定、长效、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
庞丽娟：关键是我们的社会、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认识还要提升，同时我们也要正视目前县级财政保障能力和行政统筹管理能力较弱的现实。未来发展学前教育，还需要突破观念，打破公、民办的壁垒，将普惠性和质量作为投入的根本原则依据，而不要因为它姓公还是姓民，以普惠性和质量作为投入依据。在加大公办园投入力度的同时，重点加大对包括民办园在内的各类普惠园的投入和扶持。
门槛三：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不足
问题
柳茹：教育部2013年颁布了幼儿园师资配备标准，保教人员和幼儿的比例应为1∶7到1∶9。但像我们这种政府投入的幼儿园，师幼比还是比较高。我们每个班只有3个老师。3个老师带30多个孩子，甚至40个孩子，压力还是很大。而且这种压力还在随着入园幼儿的增多呈递增趋势。
2000年时，北海幼儿园只有15个班，现在是三个园址26个班。为解决附近居民子女就近入园，幼儿园前年把所有花房、木工房都改成了教室，把公共教室也改成孩子们活动的空间。按班编，北海幼儿园收了12个新小班共270多个孩子，2016年幼儿园就没地可扩、无师可用了。现在，北京的大专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招生的数量与幼儿园实际需要差得太远。北京扩了这么多幼儿园，很难配齐教师，更别说好教师了！
殷长春：师资配备不足和教师待遇吸引力不够，是目前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我国幼儿园有22.4万所，班级146万个，入园幼儿数是4200多万名，专任教师205.1万人。按此计算，全国的班师比是1∶1.4，据调查，城区是1∶1.9，镇区是1∶1.4，乡村为1∶0.8。若按幼儿园教师配备班师比1：2的标准，总体上都没达标，尤其是乡村学前教育教师严重不足。
在教师待遇的吸引力方面，随着各地绩效工资的实施，公办幼儿园编内教师工资待遇相对有保障，但公办幼儿园编外教师和民办幼儿园教师待遇相对较低。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曾在江苏对农村幼儿园教师状况做过一次调查。苏北某区刨去保险，人均月工资仅为950元。苏南最高的农村幼儿园教师收入仅为1750元，最低是1116元。此外，很多农村幼儿园的教师没有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
建议
殷长春：下一步，我们考虑要解决幼儿园教师队伍的短缺问题。从长远来看，需要扩大幼儿园教师队伍培养规模、增强幼儿园教师的职业吸引力。从近期看，需要在保证幼儿园教师质量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幼儿园教师的补充机制。今后将强化督导检查幼儿园教师中配备标准落实问题，将督导结果、检查结果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鼓励各地出台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标准。同时，建立健全幼儿园教师待遇保障机制，鼓励地方采取购买岗位等方式，提高幼儿园编外教师工资待遇，依法签订劳动合同，逐步实现编内编外教师同工同酬，鼓励地方采取政府购买，减免租金，以奖代补的方式，引导和扶持民办幼儿园提高教师待遇，逐步实现与公办幼儿园编内教师相当。
吴英：待遇与教师队伍稳定性之间有密切关系，在我们幼儿园，一个老师刨去“五险一金”，每月还能拿到4000元。其中，保教主任基本上能拿到六七千元，园长能拿到一万五到两万元，正是因为有这样待遇保证，所以我们园师资队伍相对比较稳定，有的园长和老师在这里工作了近20年。所以，保障待遇还是十分必要的。
门槛四：管理和办学体制缺乏创新
问题
庞丽娟：我在山西、云南调研时发现，有些地方规划的幼儿园，房子虽然建起来了，但那只叫园舍，称不上幼儿园。因为没有老师，没有经费支持，它开不了园，没有运转起来。
柳茹：强调小学零起点入学后，很多教材不许再用了，老师和孩子们手里都没有教材，只有国家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等三份法律法规文件。在此背景下，怎么把学前教育顶层设计中设定的培养目标落实到孩子每天的每个活动中去，是比较困难的。
高丙成：我们在西部5个贫困县调研中发现，幼儿园保教质量不高，“小学化”倾向严重，5个县中只有一个县配备了学前教育的专职教研员。
李天顺：现在，大多数省、区、市，包括地市、区县教育部门都没有专门的学前教育管理部门和教研部门，管理和教研都缺位，难以适应繁重的监管和指导任务。
建议
李天顺：今后，我们应当把理顺管理体制和办园体制，尤其是明确地方各级政府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同时，在办学体制上，可能要积极推动各地理顺机关企事业单位幼儿园、集体办幼儿园的办园体制，在属地化管理的大框架内，确保他们能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研究制订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指南，健全教研指导网络，加强幼儿园的规范管理，力争到2020年时城乡所有幼儿园都能实现规范办园。
庞丽娟：过去，我国的教育长期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但这种管理体制在实际运行中因存在大量的交叉管理，导致各层级之间职责不明、责任缺位。而且在“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下，没有多少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真正在负责具体的教育管理。问题就出在这种管理体制的管理和投入重心太低，难以起到统筹协调的作用。
我建议，国家要尽快建立一种省市统筹、以县为主的新体制，明确加强省市级对区域内、市域内学前教育的统筹、领导和协调的责任，并加强县级政府对县域内学前教育的管理和指导责任。同时，根据区域不同精准施策，东部地区强化乡镇政府的责任，参与共建共管；中西部地区发挥乡镇政府的参与积极性。国家应当要推动学前教育立法，把“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阶段，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写进去。（本报记者 柯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