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高考，“异地高考”的话题最近又热了起来。从议题设立到政策制定，再到政策执行的整个过程中，都贯穿着随迁子女和当地考生之间的利益博弈。
异地就学陷入新的博弈困境
随迁子女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的博弈策略是：形成有序的组织，与地方政府进行谈判，通过专家学者、媒体等争取社会同情，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议程。他们期望政府与当地考生进行博弈。同时，随迁子女也通过网络论坛、约辩等形式与当地考生进行交流，表达其异地参加高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随迁子女及其家长以为城市做了贡献、户籍制度的不合理等多方面作为理由来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当地考生及家长则以维护现行制度、城市容纳能力、当地人的贡献度等来极力维护自身利益。两者均作为理性经济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发声，对政策有截然相反的态度。
尽管从国家社会发展的全局来说，“异地高考”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有效措施，但是随迁子女、当地考生都不会为了所谓集体的共同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从而使这种博弈陷入困境。
中央策略与地方选择存在差异
从随迁子女与政府的博弈结果来看，中央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全面开放的策略。目前，地方政府作为“异地高考”政策的执行者，既承担着中央政府政策具体化的责任，同时也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可以根据本地区城市功能定位等设定“异地高考”限制条件。但地方政府在这个政策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与中央政府、随迁子女、当地民众进行多种博弈，成为一个博弈的核心主体。地方面临着两种选择：
第一选择是完全贯彻中央要求，放开“异地高考”，仅在学籍、家长稳定职业和住所等方面提出底线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依然可以获得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的经济收益、中央政府因其贯彻政策而给予经费及来自社会的好评等。
第二种选择则是为了维护当地民众利益，赢得当地居民的拥护，采取地方保护的策略，制定相对严苛的限制条件。如某北方特大城市“异地高考”仅允许随迁子女报考中职和高职，这使得成绩优秀的随迁子女不得不回到原籍接受高中教育，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样既执行了中央政策，同时又维护了当地考生的利益。
由于我国地区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各地方政府在放开“异地高考”问题上可采用不同的思路。如京沪流入集中地倾向采用地方保护，出台具体方案较为保守；而山东、河南、安徽等流出地则积极快速贯彻中央要求，制定底线标准，对其来说这是该地区政府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在重合点中求得合作共赢
在“异地高考”政策过程中，受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随迁子女和当地考生等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将导致政策目标的部分落空和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受损。要实现利益均衡，就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利益相关各方的合作共赢。
中央政策要通过完善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根据教育部的政策思路对各地方案进行严格审查，对政策执行过程进行监控反馈，对于偏离政策目标的行为予以纠正，避免由于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追求而人为制造新的教育不公平，确保“异地高考”政策中随迁子女的教育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地方政府应搭建随迁子女、当地考生等利益主体交流沟通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发布教育资源状况、学位变动情况、随迁子女数量、可容纳学生数量等基本信息；促进随迁子女、当地考生之间的交流沟通，使其都能站在对方立场上思考问题，使他们在适当的妥协和让步中得到自己的应有利益；地方政府要及时解答民众的疑问，积极回应民众的需求，听取公众意见，将其合理利益诉求整合到政策之中。
扩大利益供给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中央要尽快制定相关配套措施，如增加随迁子女流入集中地的高考录取指标，增加义务教育后教育阶段的财政投入等，真正落实“当地考生的教育利益不受损害”，从而使随迁子女和当地考生的利益均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