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教育人类学教授滕星，因为身体原因一直在家休养，这两天却因为一个会议，专程从北京坐飞机倒汽车，一路颠簸6、7个小时，来到四川省阿坝州茂县。此行，他除了要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者介绍自己研究了十多年的中国乡土教材开发、收藏与研究，还希望能在自己退休后，为自己收藏整理的近5000册清末以来的中国乡土教材，找到合适的归宿，发挥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最大作用。
6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乡土教材研讨会在美丽的茂县古羌城举行。研讨会围绕“乡土文化教育进课堂”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资深教育学者梁晓燕，回忆2005年首届全国乡土教材研讨会举办至今的10年，感慨万千：“10年前，参会的几乎都是NGO 组织，可是这一次会议，来自教育部门和学校的代表已超过一半，这种变化令人欣慰，因为只有他们参与进来了，乡土文化教育才会真正有生命力”。
由天下溪主持开发的《云上的家园》《沃布基的故事》《我的草原我的家》《夏嘉莫察瓦绒的小洛让的故事》等乡土教材陆续问世。
精神上的文化建设是核心
【物质上的脱贫容易见成效，但是民族的自信和文化认同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精神上的文化建设。】
2009年，汶川地震过后，为了当地文化重建，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副总干事、乡土教材项目负责人王小平，来到四川茂县，开始与当地教育部门合作，进行乡土教材编写工作，羌族乡土教材项目也正式启动。6月，王小平第一次去茂县那天，正好是因“5·12”地震中断了的成都至茂县长途汽车第一天开通的日子，“那天开班车的司机曾在大地震时把最后一班车开回了成都，只差不到10分钟，他带着一车乘客躲过了那一劫”。
2011年7月，王小平刚刚在茂县完成了中学版羌族乡土教材稿件的审稿会，回到北京，就传来了汶川到茂县的路又被泥石流冲垮的消息。两年多来，王小平一次又一次颠簸于这条坎坷不平的路上，期间，她和同伴还亲眼目睹了一次泥石流，“眼看山石与泥水像瀑布一样冲下山来，那汹涌的气势足以震慑路人。通往羌乡的路一次又一次被地震和泥石流摧毁，又一次次被修复，这也使我们想到，羌人那不断被摧毁又不断重生的顽强精神”。
终于，由天下溪主持开发的《云上的家园》《沃布基的故事》《我的草原我的家》《夏嘉莫察瓦绒的小洛让的故事》等4种乡土教材陆续问世。
到2015年年中，阿坝州三个文化区域的小学都有了自己的乡土教材。每周孩子们会有一节乡土教材课，学校里有固定的教学团队带领学生学习乡土文化，教师在乡土文化课上的成绩也成为评定职称和评选先进的依据之一。教材和制度使阿坝州的乡土文化课有了切实的保证。
四川阿坝州教育局局长谭可，一直全力推动阿坝州地区的乡土文化教育。他认为，单靠民间机构和当地人民的文化自觉是不够的，需要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重视和参与。他说，物质上的脱贫容易见成效，但是民族的自信和文化认同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精神上的文化建设”。
阿坝州茂县凤仪镇小学作为试点学校，曾在当地率先使用乡土教材《沃布基的故事》。校长陈禄华回忆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酸甜苦辣，觉得收获最大的是教师队伍的成长，“从不理解到主动参与，从不会教积极参与编写教学参考书，教师在这一过程中的收获是巨大的”。他说，“当我站着听完余晓蓉老师的课，并欣赏着孩子们动情投入到羌人祖先的迁徙过程中时，我们就像是回到了远古，似乎每一个孩子都找到了民族的归属感和自豪感。看到这里，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几年来，在阿坝州参与乡土教材写作的人非常广泛，从教育局长、编译局长、文化馆长、当地文化名流，到基层小学教师，都参加过教材的编写工作。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那些参加了写作的校长们还率先在自己的学校开了乡土文化课，甚至自己亲自任教。
王小平觉得，每部乡土教材的框架就是本地乡土文化的基本构成——地域和历史，生计与生活方式，文化遗产：手艺、服饰、民俗、艺术、节庆、自然以及发展与变化等，“我们特别注重在教材里选取那些日常生活即可体现的，与本地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相关的，有特色、有智慧、有生命力的内容”。但同时，乡土教材应该是传承文化精神的教材，是使学生能在本土文化的滋养下成长的引路人，“所以它不应该是简单的乡土文化知识的汇编，也不能落脚为一些地方民间技能的传承”。
在编写嘉绒藏族教材时，也曾一波三折。几次汇稿后，被邀请的几位老专家认为，教材中《祈年》一课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因为“祈年”活动是以前集体劳动时春耕前的祭祀活动，在目前耕作成为单家独户的劳动后，已经基本上消失了，专门设置这一课对今后的文化传承意义不大，因此建议从课文里删除，放到阅读课里。同时建议增加《我们的朋友》课文，介绍当地一些主要的植物、动物，及其与嘉绒藏族人生存的关系。“一般这样的汇稿会要开两三次，稿件非修改到合格才能使用，实在不行的会换人重来”。
教材中的插图除了会有大师级的作品，还会特意选用当地孩子创作的作品，以此拉近教材与学生间的距离，“每种教材发到孩子们手里时，他们都是又惊又喜、爱不释手。在这些教材里，不仅能看到自己家的房子，邻居的小孩，隔壁的奶奶，或者书上就有他自己。这对于这些身处偏远的孩子来讲是多大的惊喜”，王小平说。
草原赛马，若尔盖县小学学生尚吉措的作品。
乡土文化教育不仅仅是乡村文化教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每个人的故乡都有自己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也需要了解他所在城市的文化，了解这个城市的变迁史和文化传统。】
“许多人在和我们交流的时候，常常以为我们所做的乡土教材就是为乡村做的教材，或者是为少数民族做的教材。这是因为他们误读了‘乡土’一词。”王小平觉得，所谓“乡土”就是儿童成长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和学校所在地，“所以，乡土既不单指乡村，更不是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家乡，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而乡土文化，就是在这片乡土上所呈现的文化”。
作为乡土文化和乡土教材最早的实践者之一，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回忆自己在2002年担任苏州市副市长期间，就曾发起并主持了苏州的乡土文化教材《吴文化读本》。这本教材系统讲述了吴地文化的由来和发展、园林与古迹、昆曲、苏剧与苏州评弹、书画与工艺、吴语、吴歌与吴地民俗。
朱永新觉得，苏州的孩子都是在本土文化——吴文化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对孩子们进行本土文化的教育，让他们把从小耳濡目染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各种文化现象转化为一种理性的认识和知识，从而进一步深化为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这对激发民族的凝聚力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2003年钱理群在编写《贵州读本》时也明确提出，要“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他说，“我忧虑的不是大家离开本土，忧虑的是年轻一代对养育自己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以及土地上的人民产生了认识上的陌生感、情感上的疏离感。所以乡土教材不仅仅是增加学生对一些乡土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建立他和乡土，包括乡土文化及乡村的普通百姓、父老乡亲的精神血缘联系。”
“文化是留住乡愁的根，教育是留住乡情的本”，朱永新特别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乡土教材，“就像每个人都能记住家乡菜的风味一样，每个人都能了解家乡的文化，真正做一个有根的人”。
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以当前教育面临的问题为切入点，坦言基础教育首先应该是人文教育和生活教育。而生活教育即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生活教育的核心是来自生活的教育、依据生活的教育、为改善生活的教育。
“在工业化进程中，学校教育与孩子们的生活和乡土越来越远，越来越有疏离感，可以说今天大多数的学校是一种‘悬浮’的状态、无根的状态。有时学校虽然建在乡村，却没有与乡村建立联结，教学内容远离孩子们的生活。”
杨东平指出，乡村教育的目标并不是要把孩子们永远留在乡村，而是要让他们真正走向世界。他说，无根的人难以做大，只有把根扎深，才能把梦做大，要向农村学习、让农村学习，“光有乡愁是不够的，一定要把乡愁化为力量”。
羌族学生拿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乡土教材。
乡土文化教育与文化自觉
【故乡是认识世界的起点，更是心灵归宿的终点。乡土文化教育的目标不是要把年轻人永远留在乡村，而是要帮助他们真正走向世界。】
王小平至今仍清晰地记得，10多年前她到广西山区瑶族自治县支教时，一位校长向她介绍的一个当地习俗：当地的小伙子若看好了哪家姑娘，去对方家里提亲时，不管携带了多么丰厚的礼物，都必须能够在女方父母面前背出自己七代以上祖辈的谱系，以说明自己是来历清楚的人，提亲才有可能被接受，“我去的时候，据说那边的小伙子基本上人人都能连唱带念地讲出七代以上长辈的姓名和身份，甚至有的人能够唱念出二十多代祖先的姓名和身份。这可以算是‘根文化’的典型例证吧”。
“有根的树才会枝繁叶茂，有根的人才能内心强大”。王小平认为，当下乡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已经到了危机时刻，强大主流文化的冲击，撤点并校带来的学生脱离家庭的状况，等等，使得传统社会教化和家庭仪式传承乡土文化的两大渠道都已断裂。“乡土文化是‘根’的教育，是最基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建立的土壤。一个没有乡土文化作为自己发展底蕴的人，就是一个无根的人；而一个无根的人，无论他的学习成绩有多好，他的内心都会缺乏自信力的支撑，脆弱和自卑感会长久地深埋于心中，这就注定了他飞不高也走不远”，王小平说。
从全球经验来看，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荒废与衰败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乡村的“空洞化”似乎成了普遍规律，乡土文化也逐渐凋敝。为此，朱永新提出，我们需要从更高层次上认识和思考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学生对本土的文化不了解，对脚下的大地不熟悉，又怎么能够对乡土和家乡有深厚的感情呢？
当前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乡村教育是非乡村甚至是反乡村的，我们是在用城市的模式、城市的教材开展乡村的教育，“乡村的教育严重脱离乡村的实际，高度复制城市的教育内容，最后的结果是不仅让乡村的孩子通过高考逃离乡村，而且那些留在乡村的孩子也从心理上对乡村有疏离感，无法对乡村产生真正的认同”。
朱永新呼吁，我们能不能抓住正在全国上下开展的农村脱贫攻坚战的历史机遇，使其成为乡村重建的契机？我们能不能既要城市化，又要有一种逆城市化的思维？我们能不能站在更高的视角重新规划我们的乡村，使其获得新的发展，努力让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编织技术。
把教育的重心“降”到土地上
【把身边的事物转化为学习的内容，以此帮助学生建立对家乡的价值认同。以综合实践课程形式出现的乡土文化课程，正取得日益显著的成果。】
湖北省松滋市洈水镇西斋小学科学教师肖忠勇发现，不同类型的学校有着不同的优势和特色，相比城市学校而言，条件薄弱的农村学校也有其自身特色，如果能抓住这些特点，发挥当地传统优势，就能开发出富有特色的课程资源。
为此，肖忠勇围绕西斋小学这所已有百年历史的乡镇中心小学，做起了文章。他充分利用洈水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回族文化资源，组织开展了《洈水开发与环境》《颜将军洞考察》《探寻回族文化》等综合实践课程和校本课程。
结合这些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建设，该校已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肖忠勇通过自己和同伴们的实践告诉大家，“农村学校并不缺少课程资源，而是缺少主动发现的眼睛”，而学生既是课程资源的消费者，更是课程资源的开发者，“学生的经验是一种资源，是教学的起点；学生的兴趣是一种资源，是学习的动力”。他发现，在课程建设和活动过程中，因为所受约束较少，学生收集到的资源往往更具真实性、更有说服力，而学生在此过程中的收获则是丰富而巨大的。
信阳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赵志雄老师，更是提出了“最好的教育在路上”。他指出，学校和教师应重视把孩子们身边的事物转化为学习内容，以此帮助他们建立对家乡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联结。同时，一定要让学生从生活中学习，亲自动手和深入体验，而不能只是浅尝辄止、蜻蜓点水。
赵志雄以当地茶文化课程为例，强调要让学生充分参与到实践活动中，通过深入的体验建立认知和价值认同，“比如在采茶活动中，我们特别强调，不能只让学生尝试性地采几个芽头或几片叶子，而是至少要在茶园采一两个小时茶叶，从中真真切切地体验劳动的感受”。
“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有些体验可能会是负面的——许多农村的孩子已经和泥土、大自然开始疏离了——但是当他们把自己采的茶叶拿回学校，闻着飘散的茶叶香；当他们完成茶叶的炒制，并亲口品尝一杯清茶时，他们对劳动的积极体验就会一步一步建立起来，他们对家乡的情感认同也会慢慢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尊重和接受学生的学习体验，哪怕是负面的体验，让他们敢于真实地表达自己。教师要少讲道理，多让学生亲身体验。
赵志雄觉得，传统体制下的教师习惯性地认为，课程就是教材、上课、作业、考试，而很少从一个独立教育者的角度去审视课程。而当教师需要参与到校本课程的开发时，他们就要从课程目标的制定、课程资源的收集和整理、课程内容的确定和规划、教学方法的选择和创新，一直到课程评价与课程反思等一系列环节，进行思考和实践。
他认为，进行乡土课程开发对教师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模式形成很大挑战，比如狭窄僵化的课程意识、对教材的依赖、不平等的师生关系等。但同时，开展乡土课程开发与实践，也恰恰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锻炼机会。
在课程开发和实施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对教学内容感兴趣，才会愿意投入地学习和体验相关内容，也才能把这种对课程的兴趣和热情传递给学生。教师要始终保持一种学习者的心态，与学生一起去观察、发现和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