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檀传宝，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者”特聘教授、教育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理事长。
出版专著《德育美学观》《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原理》《教师伦理学专题》《公民教育引论》《自由浪漫与责任——檀传宝德育十讲》及诗文自选集《作为一棵风中的树》《落槐花》等，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评论逾200篇。作品获得过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重要奖励。
2018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劳动教育重新被写入国家的教育方针。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加强劳动教育已经成为国家决策，实在是一大好事。但是好事要做好，就并非易事了。
在《意见》颁布之前的数年之中，在不同场合、媒体上，笔者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为加强劳动教育做“鼓与呼”的工作。但在《意见》颁布之后，从近期对《意见》众说纷纭的解读中，我又产生了三点关于劳动教育开展的深切忧虑——
强调加强劳动教育消极理由太多
加强劳动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意见》所指出的“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正被淡化、弱化”。这里既包括青少年劳动价值观存在的问题，也包括劳动教育在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中被弱化、淡化，甚至异化②的问题。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个较为消极的“问题”角度去理解加强劳动教育的意义，视角未免太过狭窄。
加强劳动教育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来源于积极的理由——“新时代”需要劳动教育。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轰轰烈烈开展过劳动教育（我们不妨称之为“旧劳动教育”）。而今天，我们再提加强劳动教育，理由已有时代上的霄壤之别。众所周知，中国曾经较长时间处在“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之中。在某些物质极度匮乏时期，老百姓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成问题，彼时加强劳动教育的一个重要理由当然就是为儿童未来投入“生产劳动”做准备。甚至，学校劳动教育本身也曾经是社会“生产劳动”的一部分，这就像一个贫困家庭需要儿童劳动挣工分补贴家用一样。但是改革开放已经让中国人成功进入了“新时代”（人均GDP从1976年的165美元，到2019年突破10000美金），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应地，中国社会、中国人的“优势需要”，已经从对基本（物质）生活的需要慢慢转移为对真善美、个性自由的追求等高级需要上来了。过去，我们对孩子说，要热爱劳动，因为“不劳动，没饭吃”。今天呢，我们再说这个理由就已经不那么充分了。今天加强劳动教育最主要的理由应当是：劳动教育能够让儿童“全面发展”；学会动脑、动手，能够让孩子们的人生更有尊严，也更有意义。
加强劳动教育有消极的理由，也有积极的理由。若只讲消极理由不讲积极理由，恐怕会让劳动教育成为外在于儿童生活实际的成人们的游戏。孩子在内心不认可的教育，一定不是好的教育。
强调体力劳动锻炼太过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的。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新时代”的儿童的确越来越缺乏体力锻炼的机会。但是与此相关的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是，许多教育工作者还保持着几十年前“旧劳动教育”的思维惯习，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劳动等同于体力劳动、将劳动教育等同于体力劳动锻炼。故如果不做认真反思，太过强调“出力流汗”，劳动教育肯定会走弯路。
实际上，即便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将劳动等同于体力劳动在理论上也是完全错误的。正是由于这一劳动概念的误读，中国曾经在很长时间出现过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极其反智的思潮与运动：将一部分劳动者——脑力劳动者“下放”到田间、地头，接受另外一类劳动者——体力劳动者的“思想改造”或“再教育”。今天，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经无与伦比，脑力劳动在全部“劳动”中的比重也已空前增加，我们甚至已经根本找不到古代社会那种可以脱离脑力劳动的纯粹的“体力劳动”了。此外，传统的“生产劳动”之外的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已经大大超过第一、第二产业，“消费性”或“服务性”劳动的比重空前增加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与趋势。因此，在脑力劳动、服务性劳动、复合型劳动比重空前增加的“新时代”，若不顾及劳动形态的新变化，一味强调“出力流汗”，劳动教育就会严重脱离时代与社会实际，在劳动概念的认识上误导儿童，从而误入歧途。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校“旧劳动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许多学校都有支持“生产劳动”教育的校办工厂、农场。现在要恢复这一体制已经不太可能。故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最为合适的途径，肯定是让孩子更多关注与他们实际生活较为切近的劳动生活元素——智慧农业、快递小哥等。因此，依据劳动形态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开展劳动教育，也是加强劳动教育最为经济、最有效率的教育选择。
强调独立课程设置太甚
《意见》特别强调要“根据各学段特点，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系统加强劳动教育”“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1课时”“本科阶段不少于32学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干脆说要“将劳动教育与智育区别开，防止用文化课的学习取代劳动教育”③。
设置劳动教育必修课并规定必修课时，对于扭转劳动教育在学校教育中被淡化、弱化的趋势当然有正面意义，但这些政策宣示若不能辩证理解，劳动教育开展有可能前景堪忧。
中国劳动教育开展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但这一原则有一个重要内涵是，现代教育在本质上具有“生产性”。换言之，与古代教育“坐而论道”的特征相比，现代教育无论是数、理、化、生，还是政、史、地、语文，其教育内容无不具有“生产性”。因此，学校劳动教育应当更多地依托各科教学去开展。而“将劳动教育与智育区别开，防止用文化课的学习取代劳动教育”这一提醒最易引起歧义，稍不留神就可能让劳动教育课程与其他学科知识、价值与技能的教与学对立、分离，从而让劳动教育更为广阔的空间瞬间流失。因为无论如何努力，每周一课时（中小学30-50分钟不等）这种专门的劳动教育课，终究是时间有限、难以有大作为的。所以文件中另外一段规定，就值得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大的关注——“除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外，其他课程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
设置专门课程保障劳动教育，可以理解。但是强调独立的劳动教育课程设置太甚，可能有违教育规律，也不利于劳动教育自身。
以上三点忧虑，其实也可以转换为另外一种表达，那就是：要从更为积极的视角去看待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的意义；要注意劳动教育形态变迁，开展与时俱进的劳动教育；要通过学校文化与教育生活的改造，而非单靠设置专门课程去开展劳动教育。三点忧虑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一个结论：“新时代”需要有“新劳动教育”；我们千万不要让时针逆转，让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劳动教育”在21世纪的中国简单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