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每个人寻找自己的“实验室”，感受这样的幸福——“人”以此成为“人”，甚至是比原来更好的“人”，即找到自己，进而超越自己，无疑应当成为教育的一个本质性目标。
“做研究并不容易，但如果你真的被一个课题吸引，并对它感兴趣，那么你肯定会克服所有障碍，即便你的工作一时未获得赏识。人只能活一次，在所有事情都说完了做好了之后，你终会品尝到成功的喜悦。”几天前，接到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奖通知时，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坦陈没想到，“我很惊讶，当时我还在我的实验室”。
对于大隅良典这样的科学家来说，实验室想必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因此才会出现如此有趣的一幕。其实，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各异，但幸福无疑应包含着天赋得到发挥，从而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与巨大的精神愉悦。来自伊朗、现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的数学家玛利亚姆·米尔扎哈尼也是如此。她于2014年8月获得了被视作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作为首次荣获此奖的女性，米尔扎哈尼表示：“最激动人心的，总是找寻到新知识的那一刻，这就像站在群山之巅，一览众山。”
领略过科学的迷人风景之后，世俗的名利对这些科学家来说，已不具吸引力。他们最看重的，是在工作过程中享受到的愉快。从这种角度看，帮助每个人寻找自己的“实验室”，感受这样的幸福——“人”以此成为“人”，甚至是比原来更好的“人”，即找到自己，进而超越自己，无疑应当成为教育的一个本质性目标。而对于自我尚处于蒙昧中的少年，为其提供在不同领域中比较尝试、认识自我的空间、机会，就变得尤为重要。
做到这一点，真的需要学校教育别给学生施加太大的压力，将其作息时间安排到以分秒计。实际上，给孩子留出闲暇，让学生有时间思考并发展兴趣，是帮助学生找到自己“实验室”的前提。南开大学朱富海教授回忆自己在南京师大附中的求学经历时表示，每天只有六节课，除了应付各门功课，还有余力和余暇接触一些感兴趣的问题。正是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中，他确认了自己对数学的热爱，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方向。工作后，有一次坐火车，朱富海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便拿出纸笔在车厢里“玩”。“玩”打发了火车上的无聊时光，也“玩”出了一个有趣的结果：他的一篇论文在嘈杂的车厢中已具雏形。
客观而言，如今的教育环境不进反退，让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实验室”可谓艰难。一些名校早晨五点多到晚上十一二点，都排了满满的日程表，已经摧毁了学生们学习的热情。但是，意识到困难，并非等于不作为，当务之急就是给上紧发条的学生松松绑，给满负荷运转的学校解解压。例如，留给学生读书的时间，在学校或班级多辟一些图书角，或者干脆把图书馆里的书搬到教室，让师生与经典书籍零距离。我有一位朋友在一所基层中学工作，学校藏书不多，他就把自己的书带到学校，设了一个小小的阅览室，每周用一节课让学生自由阅读。阅览室对所有人开放，渐渐吸引了一群爱书人。
不止于设立阅览室，课堂上教师原谅学生偶尔开个小差，允许学生想一些自己的问题；课余时间，老师少留一些作业，或者当学生有某种想法时，帮助分析并及时鼓励，帮一把送一程，就是在帮助学生建造自己的“实验室”。此种做法的背后是对教育本质的真正回归，是真正成就人，让学生成为其自己。而且，不同学科的老师，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帮学生找到自己的“实验室”，就像钱理群教授倡导体制困局内的“静悄悄的教育变革”“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影响一个算一个，帮助一个算一个”。
如果在一个班级里，老师用自己的“权力”，创造条件让学生发展自身的兴趣爱好，影响了三五个学生，积累下来，就会影响上百个学生；这个学生还会影响别的学生、身边的亲朋好友，以后还会这样去教育他的孩子；还有许多老师和你一样做，就会影响上百万、上千万的学生，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绩。这样的“静悄悄的变革”中，老师们也找到了自己的“实验室”，增加了生命的重量。（作者周春梅，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