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大家都声称家校合作很重要，但究竟对谁重要，有多重要，却少有人能说得清楚。缺乏规范的跟踪研究，缺乏可测量的评估，甚至缺乏基于学校发展规划的行动计划，导致我们沉迷于家校合作活动中的热闹。
江西省教科所对家庭教育政策的深度介入，从借鉴国外理论和经验起步，以系统分期的试点试验为基础，以规范的实证研究破解实践难题、探索创新之路，使家庭教育政策呈现逻辑之美，闪烁创新的光芒，体现了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的专业分量。
从模仿起步制定家校合作模式
2016年1月4日上午，新年上班的第一天，江西省教科所的会议室里，江西省教育厅基教处和教科所的同志在研读《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大家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像有些省市那样转发一下，还是起草一个结合江西实际、有实质内容的贯彻实施意见？一番讨论后，决定由教科所先拿出一个实施意见稿，再由基教处最后把关。一个月后，包含教科所5年多家校合作系统研究成果和20多年举办家长学校经验的《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发到了江西省11个社区市，100个县（区）教育局长的案头。
像这样对家庭教育政策的深度介入，教科所已经有多次。近6年来，教科所联合或独立起草了家校合作、家长委员会、家庭教育等40多个省级文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省域家庭教育政策制度规范。“家校合作”和“家庭教育”亦纳入了2014年江西省委省政府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并成为其中的一个亮点。可以说，江西省遇到家庭教育相关政策和文件的制定，已经形成了“以研究为基础”的路径依赖。
早在2011年，江西省教科所和教育厅基教处共同受领了江西省政府教育体制改革首批重点项目“创新中小学家校合作教育机制”。项目组找到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爱普斯坦教授凝聚近30年心血结晶的成果《学校、家庭和社区合作伙伴：行动手册》（第三版），发现这本手册基于“全美家校合作伙伴学校联盟”（NNPS）多所学校的实践总结，集爱普斯坦研究团队近30年的实证研究理论和实务操作之大成，具有很强的科学权威性。
该手册对家校合作工作从学校到学区到州各级教育组织的责任，从建立跨界组织到专业培训及制订工作计划全过程，从家校合作的生动案例到6种实践类型的提炼概括，从组织到计划再到专业工作组的种种工作技巧……给项目组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实践框架支撑。于是，项目组以该手册为蓝本，实地考察了台湾地区和山东省的经验，参考了国外家校合作其他研究成果，制订出一套带有模仿痕迹的家校合作工作方案草案。一个超越了经验的实验框架初步搭建了起来。
家校合作是提高效率不是另起炉灶
按照社会学的规范，项目组制订了一个全省范围10年试验计划，决定分2012-2014（实际69所学校参加），2015-2017（实际107所学校和两个县参加），2018-2021三个实验期展开试验和跟踪研究工作，以总结出适应国情和省情的家校合作行动模式。
试验中曾有一位校长担忧地说：“老师的教学负担本来就很重，又要搞家校合作活动，确实很累。”这是校长们普遍的担忧，就像很多学校热衷于搞开放日、家长会、志愿服务进社区等主题活动，至于这些活动服务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哪个方面，服务于儿童成长的哪些环节，如何评估活动效果，校长却难言其详。
对此，项目组老师并不急着安抚和解释，而是按照程序调阅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要点和家校合作活动记录，访谈校领导、教师和家长，观摩家校合作活动，再与学校领导和相关口子上的同志座谈，追问为什么要开展这样的家校合作活动，该活动服务于学校发展规划的什么目标。在项目组即将离开之际，这位校长改变了认识：“原来家校合作不是另起炉灶的一项工作，而是在学校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要点框架下，结合儿童成长目标，通过提高家长能力，动员家长参与，更广泛地调动和利用育人资源，提高育人效率，改善学校工作质量，优化整体工作环境。你们启发了我，原来工作还是我们原本计划的那几项，是在这几项工作中看看哪个环节可以家校合作共同开展，而不是做加法增加老师的负担。”
试验从培训入手，纳入省培计划，每年分两批，按照初级培训和高级培训两种培训方案对校长、教师开展培训；利用江西省家长学校对家长开展培训。培训以组织计划和实务操作为目标，突出互动作业环节，不断增添鲜活的案例，注重交流、讨论和总结经验教训。很多参加培训的校长和老师反映，培训的收获“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驻校调研是项目推进的基本手段。囿于项目组的力量，对分布全省的上百所实验学校和两个试点县都进行实地指导，有些力不从心。于是，项目组又在试点学校中确定了29个核心试点校开展实地指导。每到一个试点校，项目组都会按照12个标准程序，开展调研和指导工作。
制定政策注重科学指导和实证基础
借鉴美国NNPS行动模式，是否适合江西省家校合作的实际情况，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如何实现本土化改造和实践创新？怎样才能开展好家校合作，使学校、家长和学生真正受益？要解答上述问题，尤其是要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家校合作模式的创新，除了进行试点试验，还要进行扎实的科学研究，探讨和揭示实践中种种表象下的深层原因。
2012年和2015年，项目组分别展开了两轮家校合作大样本跟踪调查，样本共包含了试点学校的24万余位老师、学生和家长，形成了省级层面的科研数据库，实现了对家校合作的动态跟踪。
在“参与的特征”“参与的阻碍”“参与的力量”和“制度化的参与”这个逻辑链条上，我们以探索实践问题的本质为出发点，在认清规律的基础上，对已有的实践模型进行改进和创新。当前试验学校达成的共识是：家校合作不以活动为目的；家长委员会只是家校合作的手段；家校合作不是另起炉灶，而要结合学校发展和儿童成长的目标；家校合作的制度化程度，根本上取决于学校和家庭共识的大小。这一系列基本判断，必须建立在大量的规范实证研究基础之上。规范的科学研究不但明确了制度化家校合作的学理，还为行政和实践改进提供了科学指导。
在整个过程中，项目组始终做到研究人员专家的身份不丢，研究的本分不丢。规范的研究成果应用在政策制定中，反过来也体现了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的真正价值所在。教科所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和政策推动，是一个整体性工作，本身也是一个试验，看看教育研究与政策推动、教育研究与实践推进之间，究竟什么样的互动模式比较理想……现在看来，研究人员要坚持自己的专业和专家身份，才能形成与教育行政人员的身份和知识结构的互补，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
教育研究要为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服务。然而现实中，由于政策的复杂性，直接以研究为基础制定各类教育政策，却很少见。绝大多数情况下，政策制定实际上还是依靠价值理念和经验，而不是以系统的研究为基础来制定教育政策。这在行内，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或许正是江西省家庭教育政策“以研究为基础”的重要价值所在。
